《致命来电》作为一部惊悚片，从第一通电话响起时，就将观众拖入了一个充满压迫感的世界。哈莉·贝瑞饰演的接线员特纳，用她颤抖的指尖和逐渐沙哑的嗓音，把职业冷静与内心崩溃的矛盾演得淋漓尽致。当她因回拨电话导致女孩被杀时，屏幕前的人仿佛能听见她心脏碎裂的声音——那不是演技，而是灵魂撕裂的实况转播。

阿比盖尔·布蕾斯琳饰演的被困少女凯西，则像一根即将燃尽的火柴。她在后备箱里蜷缩的姿态、带着哭腔的呼吸节奏，甚至手机屏幕光照亮的半张脸，都成了观众代入绝境的入口。导演布拉德·安德森没有滥用血浆或jump scare，而是让恐惧从日常细节里渗出：电话断线时的忙音、地图软件突然失效的导航、以及总在关键时刻电量不足的手机——这些现代生活的依赖品，反而成了催命符。

影片最刺痛的不是凶手的残暴，而是系统本身的荒诞。当特纳发现报警中心的技术漏洞竟成为凶手利用的工具时，那种无力感远比鬼怪更令人胆寒。双线叙事像一把剪刀，将半年前后的时空交错剪辑：一边是凯西在汽车后备箱里搏命求生，另一边是特纳在档案室里翻出泛黄的案件记录。真相揭晓时，观众才惊觉所有线索早已在镜头角落埋下伏笔，包括特纳那个总是扣到最顶端的衬衫纽扣——那是创伤后躯体化症状的无声注脚。

比起传统惊悚片追求的刺激，《致命来电》更像一场对现代社会困境的叩问。当我们习惯用手机丈量安全感，用GPS定义存在感，这部电影却撕开了温情脉脉的科技面纱。那些被信号延迟的求救、被程序误判的危机，何尝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寓言？结尾定格在报警中心永不停歇的铃声中，新的案件永远在等待处理，而银幕前的每个人，都忍不住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