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版电视剧《刺马》以满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文祥刺马案为蓝本，在历史迷雾与江湖恩仇的交织中，构建了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武侠史诗。作为张彻导演从电影转向电视剧创作的重要作品，该剧延续了他一贯的硬派风格，在叙事节奏与动作设计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张力。

姜大卫饰演的马新贻成为全剧最具争议的角色。他突破传统反派脸谱化的设定，将人物从落魄英雄到权力傀儡的转变演绎得层次分明。无论是前期率众突围的果决，还是后期权谋算计的阴鸷，每个眼神变化都暗含人性挣扎。邵传勇饰演的张文祥则展现了草根侠客的悲壮宿命，其复仇之路上的迷茫与坚定形成强烈反差，尤其在刺杀高潮戏中，肢体语言与台词节奏的精准配合，让角色升华为道义捍卫者的符号。

剧中三兄弟结拜与反目的情节设置颇具戏剧张力。编导通过湘军裁撤、官场倾轧等历史背景，将个人恩怨嵌入时代洪流。马新贻与土匪头子义结金兰后却夺其妻室、害其性命的情节，既暴露权力对人性的异化，也揭示封建伦理下忠义观念的脆弱性。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，使案件突破普通刑事案件的框架，成为折射晚清社会矛盾的棱镜。

张彻标志性的暴力美学在电视剧中得到延伸。战场厮杀的长镜头调度气势磅礴，近景特写又着重刻画人物关系中的微妙对峙。当马新贻手持官印俯视昔日兄弟时，画面构图巧妙利用空间距离暗示情感疏离。配乐中融入二胡等传统乐器，在激昂旋律中平添几分苍凉，与角色命运形成互文。

相较于电影版本对江湖豪情的渲染，电视剧更注重历史考据与人性剖析。曾国藩审理案件时的欲言又止，慈禧太后调任官员的政治算计，这些细节堆砌出晚清廷的腐朽肌理。而张文祥最终选择自首认罪的结局，打破传统武侠快意恩仇的套路，将个体反抗置于体制规训的无力感中，赋予故事更深层的批判意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