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爱丽莎的情人》以冷峻的叙事风格和极具张力的角色刻画，将观众拉入一场关于人性深渊的探索。影片开篇便用极具冲击力的画面——母亲爱丽莎在圣诞夜闷死女儿后自杀——构建了一个充满宿命感的悲剧框架，这种开场不仅奠定了全片阴郁的基调，更通过开放式悬念引发观者对角色命运的追问：究竟是怎样的绝望，能让一位母亲对亲生骨肉痛下杀手？导演让·贝克并未急于解答，而是通过碎片化的时间跳跃，将真相拆解为散落于记忆缝隙中的情绪碎片。

凡妮莎·帕拉迪丝对爱丽莎的诠释堪称全片亮点。她摒弃了传统悲剧母亲的符号化表演，转而以克制的肢体语言传递角色内心的撕裂感。例如在杀害女儿的场景中，镜头特写她颤抖的手指与逐渐空洞的眼神，既未刻意煽情也未流于麻木，反而通过细微的生理反应揭示出角色在道德困境中的多重博弈。这种表演层次使得爱丽莎的行为不再局限于“疯狂”的标签，而成为社会规训与个体欲望碰撞下的必然结果。

影片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环状嵌套的特征，现实与回忆的交织并非简单倒叙，而是通过音乐、光影的相似性建立逻辑关联。例如浴室自杀场景中四溅的鲜血，与记忆中某次激烈争吵时打碎的玻璃杯形成视觉呼应，暗示暴力基因在角色命运中的循环往复。这种手法避免了线性叙事可能带来的说教感，反而让观众在反复比对细节的过程中，自主拼凑出悲剧的完整图谱。

相较于部分影评将主题简化为“女性觉醒”，该片更深层地触及了存在主义困境。妓女身份作为爱丽莎的原罪标签，使其始终处于被观看、被定义的位置，而死亡最终成为她唯一能自主掌控的叙事方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结尾并未给出救赎式的留白，而是以凝固的血渍与熄灭的烛火强调命运闭环的不可打破，这种处理使作品超越了普通伦理剧的范畴，上升为对自由意志边界的哲学叩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