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偷来的女儿》以一场惊心动魄的绑架案为引，却并未停留在悬疑类型片的表层叙事上。导演杰森·伯格用冷峻的镜头语言，将观众带入一个被创伤撕裂的女性世界——主角斯泰西作为警察，在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，逐渐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。莎拉·杜格代尔的表演堪称全片灵魂，她将角色颤抖的手指、失焦的眼神以及强装镇定的语调，化作具象化的焦虑符号，让观众仿佛能触摸到角色皮肤下崩裂的情绪碎片。

影片叙事结构充满野心，三条时间线交错推进：当下发生的绑架危机、十年前未破的儿童失踪案，以及斯泰西与丈夫逐渐冰封的婚姻裂痕。这种非线性剪辑起初令人困惑，但随着绑匪真实身份揭晓——竟是当年案件受害者家属，所有碎片化叙事突然如齿轮咬合般产生震撼力。当斯泰西发现女儿被劫竟是为了“偿还”自己当年的办案失误时，道德困境的冲击力远超普通犯罪片的戏剧冲突。

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对“母亲”身份的解构。斯泰西既是追捕者也是被审判者，她在解救其他被拐儿童时展现的职业冷酷，与面对女儿时的手足无措形成残酷对照。导演刻意用镜像构图强化这种分裂感：审讯室玻璃映出嫌疑犯扭曲的脸，恰与家中破碎的相框形成呼应；暴雨中的追车戏码里，飞溅的水花同时打湿了警徽与母女合影。这些视觉隐喻将“保护者”与“加害者”的界限悄然模糊。

电影最终没有落入善恶分明的结局窠臼。当斯泰西扣动扳机的瞬间，镜头定格在她布满血丝的眼球倒影中——那里既有母亲的绝望，也有警察的挣扎。这种充满留白的结局，让“偷来的女儿”这个标题显现出多重解读空间：被拐儿童是偷来的，斯泰西的母亲身份何尝不是在创伤中窃取的赝品？而凶手通过绑架完成的，实则是对司法系统无力弥补正义的另类控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