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片《我来自北京之按下葫芦起来梨》以扶贫干部陈向东的视角展开，通过两个核心事件——传统手艺传承与农产品网络危机，展现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。主角陈向东初到丰收镇便遭遇“劫持”事件，这一戏剧性开场迅速将观众带入乡村矛盾的核心。李大媛与陶友亮因商标注册产生的纠纷，以及酥梨农药谣言引发的信任危机，构成了故事的双重主线。编剧巧妙地将法律知识融入情节推进，例如商标注册的法律程序、网络造谣的定罪依据等，既推动剧情发展，又完成了普法教育的功能。

在角色塑造上，陈向东的形象打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中干部刻板严肃的标签。他面对矛盾时灵活运用情理法三重手段：对固执的手艺人动之以情，用乡邻关系拉近距离；对法律意识淡薄的村民晓之以理，以实际案例解释规则；对恶意竞争者明之以法，直接援引具体法条划定行为边界。这种立体的人物刻画，让扶贫干部的形象既有理想主义情怀，又具备现实主义的行动智慧。

叙事结构方面，影片采用典型的双线并行模式。“葫芦”线聚焦传统文化产业化转型，通过两代人的观念冲突探讨非遗传承的现代路径；“梨”线则涉及互联网时代下农村面临的新型挑战。两条线索看似独立，实则共同指向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——如何在发展中平衡守正与创新。当陈向东最终促成电商合作、建立品牌保护机制时，两条脉络实现了主题上的交汇。

尽管定位为轻喜剧，但影片并未回避现实痛点。村民们对电商的质疑、手艺传承人的焦虑，都真实反映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。演员表演虽带有适度的舞台化痕迹，反而强化了喜剧效果，使沉重的话题显得轻松易懂。尤其结尾处违法者被绳之以法的段落，既保持了法律威严，又通过快速剪辑营造出扬善抑恶的情绪张力。